“数据二十条”提出的持有权、加工使用权、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,是确权的理论骨架。真正难的是落到具体场景:一份数据往往由多方共同促成,谁都能说自己有份。《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(试行)》第二十一条把七八种典型情形逐一写开,等于给出了可对照的答案表。可同时享有、互不排斥,意味着数据确权更像划清使用权边界,而不是切分一块独占的蛋糕。这条规则对集团企业尤其重要,母子公司、事业部之间可以分别持有不同权利而不冲突。这条规则也解释了为什么集团内部的数据共享,不必每次都做权利转让。这也意味着集团内部的数据共享可以靠授权解决,不必每次都做权利转移。权利的独立性还意味着,同一份数据可以在不同场景由不同主体分别主张。
基础规则是权利可以拆开享有。持有权、使用权、经营权互相独立,同一权利人可以全部享有,也可以只享有一项或多项;同一数据的同一权利,不同权利人可同时享有且互不排斥。这一点与传统物权很不一样:数据可以平行利用,确权不是排他独占,而是把各自能做什么写清楚。平台与渠道方的权利来自合同,合同没写清,登记时就要靠促成事实与投入证据来补。合同缺失时的补证,通常靠采集日志、促成记录与投入凭证,事后整理成本很高。投入证据包括人力、设备、存储与合规成本,越完整越有利于主张权利。投入证据越细,登记时的产权明确性审查就越容易通过。
采集生成与合同授权是两条常见来源。数据处理者在自身或共同参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,不违反法律法规与合同约定采集生成的数据,可以登记三项权利;各类主体基于民事合同授权他人采集、由其促成产生的数据,有权获取或复制转移,同样可以登记三项权利。这条规则承认了平台、渠道方在数据形成中的实际作用。公开数据能登记持有与使用,但经营权要附加“不实质性替代”的条件,这条限制直指爬虫型产品。不实质性替代是条硬杠,做同质化产品转卖的企业,在登记环节就会遇到实质障碍。这条限制实际上抬高了数据产品的门槛,靠搬运做产品的模式难以通过审查。门槛抬高之后,数据产品的价值更多来自加工能力而不是数据存量。
公开数据与衍生数据各有边界。对不非法侵入他人网络、不干扰服务运行、不破坏技术措施、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前提下通过自动化程序收集的公开数据,可以登记持有权与使用权;只有在不实质性替代被收集方产品和服务的前提下形成的数据产品,才能登记经营权。衍生数据则要求申请人先享有原始数据使用权,再看合同是否约定归属,没有约定的,要审查是否在内容、形式、结构上形成实质性显著差异并显著提升价值。实质性差异的判断,通常看加工深度、价值增量与是否形成新的应用形态,三者要同时成立。价值增量的证明要靠对比,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在内容、形式、结构上的差异要能说清。实质性差异的举证,通常需要原始与衍生两版数据的对照说明。对照说明要能体现加工环节的投入,而不只是结果上的不同。
多方融合开发最容易扯皮。规则要求按合同约定登记;对已融合数据,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,各参与方均可登记持有权、使用权,只有在征得其他参与方同意的前提下才能登记经营权。委托处理则相反: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,受托人对委托处理的原始数据、过程数据、结果数据,均不可登记三项权利。这两条一正一反,把“合作”与“代工”的差别划了出来。融合开发同意权是经营权的闸门,缺一方同意,其他参与方就只能停留在持有与使用。同意权可以事先在协议中约定行使方式,避免每次对外授权都要重新谈判。同意权的行使方式可以约定为事前授权或事后确认,前者效率更高。事前授权可以写成框架协议,具体项目再按框架执行,效率更高。同意权也可以设置推定条款,长期无异议视为同意,但需谨慎使用。
资信树认为,企业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合作初期不谈权利,等到产品做成了才争归属。资信树建议在联合开发协议里就写清四件事:各方投入什么数据、形成成果归谁、经营权由谁行使、对外授权收益怎么分;委托处理场景则明确受托方仅提供技术与算力服务,不得留存、复用或对外提供数据。把边界写在纸上,确权时才有据可依。把边界写进合同,还要在实际运营中留痕,否则登记时说不清谁投入了什么、谁决定了什么。留痕不只是技术日志,还包括会议纪要、决策记录与分工文件,这些在权属争议中同样有效。留痕的完整度,往往决定融合开发项目在登记时是一次通过还是反复补正。融合开发项目的登记,往往需要多方共同到场确认分工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