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“生意参谋”数据权益案,被业内称为数据资源法治第一案:五名被告因不正当竞争被判赔3000万元,并适用二倍惩罚性赔偿。判决首次在同一案件中采取分层分类保护:核心层是构成商业秘密的非公开经营数据,中间层是公开数据集合享有的竞争性权益,最外层是原始数据,其保护边界要结合收集合法性与使用目的综合判断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,说明法院愿意为实质投入买单,也意味着侵权成本被显著抬高。二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,体现了对掠夺式攫取的否定评价,而不只是填补损失。判决对技术细节的查明非常具体,这也提示企业注意保存自身的技术措施证据。保存技术措施的部署记录与拦截日志,在维权时能直接证明对方存在突破行为。
这个案子的行为链条很有代表性。被告通过逆向破解原告的“指数化”算法,把脱敏后的指数还原成接近真实的交易数据,再绕过滑块验证、登录验证、IP频率限制等反爬措施,以远超正常用户的频率抓取商品、评价、店铺经营数据,做成同质化产品低价引流,仅支付宝收款就获利1100余万元。技术上看似“搬运”,商业上则是实质性替代。技术手段的违法性与商业后果的替代性同时成立,才构成完整的不正当竞争图景。绕过技术措施与超频抓取,是认定不正当性的关键事实,技术细节在此成为法律事实。被告的获利规模被完整查明,说明数据侵权不再是低成本行为。获利规模的查明依赖资金流水与平台数据,这类证据的调取往往需要司法协助。
法院的认定逻辑把重心从“是否干扰系统运行”转向“获取与使用是否正当”。公开数据并不因为公开就失去保护:只要数据基于用户授权合法获取、平台为生产搜集存储保护管理投入了巨大成本、数据集合构成稀缺性资源并能带来经营收益与竞争优势,就可以形成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数据权益。这条标准,等于给“爬公开数据不算侵权”的旧观念画了句号。稀缺性、投入规模、竞争利益三个要件,构成了公开数据集合受保护的入场券。这三个要件也给企业指了路:保存授权记录、留存投入凭证、证明数据带来的竞争优势。稀缺性不是主观判断,而是要看数据是否难以替代、是否形成稳定的商业价值。稀缺性还要看替代成本,替代越难,竞争性权益越容易被法院认可。
制度层面也在同步收紧。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第十三条第三款,把“以不正当方式获取、使用数据”单列为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,不再以系统被破坏为前提;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12月新增“数据权属纠纷”“数据交易纠纷”“侵害数据权益纠纷”等第三级案由;2026年8月28日,最高法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(262至267号),这是首次以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为专题发布指导性案例。案由与指导性案例的配套,让数据纠纷从个案探索走向规则供给,裁判预期更稳定。从个案裁判到案由、指导性案例,规则供给的密度在提高,企业的可预期性也在提高。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于统一类案尺度,后续类似纠纷的裁判结果会更可预期。指导性案例与案由调整同步推进,说明规则供给已经从零散走向体系。
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有两条。一是投入要被看见:谁采集、谁治理、谁加工,投入越实质,主张权益的基础越牢;反过来,靠抓取别人数据做产品的路子,法律风险已经实质上升。二是保护要分层设计:核心数据走商业秘密,公开数据集合走竞争性权益,具备独创性的编排还可以考虑汇编作品,三条路径并行,才能在纠纷中站得住。商业秘密要求保密措施到位,很多企业败在没做权限分级与访问日志,而不是数据本身不值钱。保密措施不必复杂,权限分级、访问留痕、离职回收三件事做到位,就足以支撑秘密性主张。秘密性要件最容易被公开行为破坏,产品发布、技术分享都可能构成公开。产品发布前做一次保密审查,是防止秘密性丧失最有效的动作。
资信树认为,司法确权与登记确权正在形成互补。资信树在服务中建议企业把“登记凭证+商业秘密管理+合同约定”三件事一起做:登记解决对外的权属证明,保密制度解决核心数据的秘密性要件,合同解决合作开发与员工交接的边界。单靠一张证书,遇到分层保护的审判逻辑仍会露出缺口;三者配套,才谈得上数据资产的稳定权利基础。三件事的次序也重要,先有保密制度,再谈登记与合同,否则核心数据在登记材料里就可能泄露。次序颠倒的代价很实际,登记材料一旦公开,原本可以主张的商业秘密可能因公开而丧失。三者配套还要有执行,制度上墙但无人执行,在法庭上同样不构成保密措施。执行要有人负责,保密制度没有责任人就等于没有制度。


